文化学者刘铁
记者就中国年这一选题采访辽宁大学教授、文化学者刘铁时,围绕的主题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变与不变。
经久不变的元素是“回家”
记者:春节的传统习俗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变化,这其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从来未变的呢?
刘铁:余秋雨先生梳理中国传统文化正能量特性是,“礼仪之道”、“君子之道”与“中庸之道”。 “道”乃中华民族久远凝成的“社会模式”。它取决于官方的规范,更成形于文化的自觉,即通过民俗构成的基因,与时俱进,或增或减,附着于时间与空间,从未断裂过,充当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与情感的软实力。这当中,“年”扮演了绝对主角,尽管它的变化,也堪比川剧“变脸”表演。
经久不变的元素,也许只剩下一个了。这就是“回家”。尤其是对游子而言,这不是概念,是离家那一刻就开始的行动。年近,情可切;年终,则必归。这才有了“春运”,无比壮观的东方年文化。无论建多少高速,无论这高速是铁路还是公路,在归家的民族性要求面前,其承载力,永远捉襟见肘。无论游子花在归途上的时间,怎样远远大于“在家”的时光,值,绝对值得!回家过年的赤子之心,在空间与时间上,为了“团聚”这一目标,永远不计代价、从来无怨无悔!
“三十儿”,就是年度亲情“登顶”的时刻。古人为此,宁可舍弃此前的大量时间,早早守在家门亦即“山脚”;今人则不惜重金,一票必求!而后,更有摩托车阵千里奔袭,海外学子雪夜归人。没有过“三十儿”回家而未遂的经历,生命的“年味儿”稍逊一筹。我母亲对早年孤儿状态寄人篱下的过年耿耿于怀。因此,她格外在意我们在她身边的“年仪”。即将过去的“龙年”正月初一凌晨,我们在机场。女儿所在国不过“春节”。她只能请假一天加上周末两天,“闪”来团聚。“三十儿”夜间,沈阳下雪,飞机备降青岛。她直到后半夜方推开家门。由此,我拒绝“三十儿”不放假的新安排,这是直接为“年文化”的社会取向——“凝聚力”的凝聚设置障碍。
春晚是升级版的“庙会”
记者:变化令我们应接不暇,变化也是应运而生。众多变化之中,哪些变化会更加具有生命力呢?
刘铁:有一种年元素,现在已经变得几乎没“模样儿”了,那就是“庙会”。以家庭为单位逛庙会,是过中国年的传统活动。如今在变,一是逛的人少了,二是逛的时间变了,三是互动的内容变了。最大的变化在于,不必从庙会中满足物欲了。最尴尬的变化是,操办庙会的人,比逛的人还多。
从非实体角度思考,现代中国年的庙会,则变得规模更大甚至盛况空前。当下中国,以国为单位,办的“庙会”,并且办得升腾于精神层面了,这就是春晚!春晚,就是现代中国庙堂与民间联手办“party庙会”。民俗文化的血脉,挺进中国式春晚,就是以央视为先、地方卫视随后的大拜年。电视以其异端的强势,推倒了民间知名的如叫“社火”的土台,收缴了北方叫作“秧歌”的长绸与高跷,更不用说,冷落了饺子与炮仗,让全民独享视听盛筵。
春晚的存续,有其文化转型的合理性,温饱解决了,文艺完善了。以此为标准,对照昔日庙会的盛况,哪些还是我们消费者不能从春晚满足的?哪些还是值得我们关上电视、杀进超市去满足的?只有粤文化区,还未放弃庙会,接受春晚。那是独特的地理气候,保证了那里的人们可以拿花海当歌海,以三十儿花市上的鲜花媲美春晚舞台上的仿花。
从庙会的历史文化角度,要求办好春晚,就是增强民族与社会凝聚力的“年动作”!无论怎样节俭,无论选谁当导演,无论语言类节目还是歌舞类节目,庙会形态的历史变迁与春晚功能的历史担当,都要求操办者与欣赏者意识到:我们是在抱团取暖,我们是在围炉言欢;这才是天下一家亲,举族过大年!我还建议,春晚进程中,还可适当加入传统年俗的演绎,诸如祭祖、讨彩头……总之,以现代的娱乐包装,复活积极、健康的年俗,渗透那些面对饺子、面对龙虾都拒绝抬头的“低头族”,给他们以年文化启蒙,不让民族的传承者们,于文化修养上掉队。
民族凝聚力是变的底线
记者:当然,我们不能拒绝变化,年味淡了,大家虽抱怨,但多少也接受了。那么,变化有底线吗?
刘铁:“礼仪之道”的文化土壤,托举着“君子之道”。后者是塑造个体的存在规范,余秋雨谓之“人格模式”,也就是个体化的“礼仪之道”。我们讨论年文化,也是讲个人素养:一个人,有没有文化,更体现于过年的举动上。恕我直言,今日中国,人人都会过年,但过年过得有文化者,寥寥无几。
“分化”,即人类进化导致年的味道在变:时间上,分割出那么些法定节日;群体上,以年龄为半径,划分出N种过年群体。但“礼仪之道”规范的年文化,一直未溢出民族凝聚力的渠道,这是传统习俗变与不变的底线。宣传、文化与媒体,有责任,通过文化传播,搅和更浓的“年味儿”。(高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