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全寿

　　他的祖上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从福建到爪哇岛垦荒，数代生于蕉风椰林中;抗日战争中，他派出的医疗队和募捐的药品，使无数中国负伤将士重上战场——

　　英雄简介：柯全寿(1893年～1948年)，祖籍福建省福清市，印度尼西亚华侨。抗日战争时期，先后组织四批医疗队回到祖国抗日前线，并募捐大批药品和5000多万港元，支援祖国抗击日本侵略者。也因如此，在印度尼西亚沦陷后，他被日军关入黑牢，饱受折磨，但宁死不屈。

　　生于印尼 荷兰学医

　　1893年1月4日，柯全寿出生于印度尼西亚中爪哇沙拉迪加一个华侨世家，祖籍福建省福清市。祖上是沿着海上丝绸之路，南下爪哇岛谋生，已多代生于中爪哇。柯父生有四子三女，柯全寿在四兄弟中排行第三。

　　柯家有浓厚的爱国传统，坚持让子女从小学习华文，所以柯全寿幼入中文私塾，后转马来文小学和英文小学，毕业后考入三宝垄荷语高级中学。1913年，柯全寿赴荷兰阿姆斯特丹，以优异成绩考入丹莱登大学医学系，攻读医学七年。1920年毕业后，他留在阿姆斯特丹殖民地学院专门研究热带疾病，一年后返回雅加达，先后在中央医院和巴斯德研究所工作。

　　医生办报 宣传爱国

　　柯全寿十分热爱祖国和中华民族，时刻关注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他倾力支持坚持正确报道祖国的《新报》，成为新报集团主要成员。印尼语版《新报》是由福清籍华侨李金福、刘玉兰、游新义与厦门籍华侨陈金山于1910年10月1日创办的一份周刊，为发动华侨支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和讨袁护法作出了贡献。1912年4月，《新报》改为日报。

　　柯全寿始终认为必须在华侨中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强化华侨的国家认同和中华民族意识。在爱国华侨的努力下，华文版《新报》于1921年2月21日在雅加达创刊，1923年出版《新报周刊》。新报集团的核心成员皆为爱国侨领，如洪渊源、朱茂山、侯德广、郭恒节、郑坚成、郭克明等。办报方针是宣扬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华文化，反对荷兰国籍法、反对华侨服兵役和参加荷属东印度国民参议会，反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支持印尼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公正的斗争，倡导中印友好团结。

　　1928年11月10日的《新报周刊》首先发表印尼青年作曲家苏普拉特曼创作的爱国歌曲《大印度尼西亚》，在印度尼西亚独立后被定为国歌。

　　办养生院 行慈善医

　　自1609年荷兰统治印度尼西亚以来，印尼人民与华侨生活都日益艰难。特别是1620年开始在雅加达征收华侨人头税后，不少华侨被剥削得一贫如洗，许多华侨有病难医，活活等死。尤其是许多产妇无钱上医院而去找巫婆用土法接生，致使产妇和初生儿死亡率居高不下。

　　即使像柯全寿这样出身豪门、留学欧洲且为当地收入、社会地位甚高的大医院医生，同样受到荷兰殖民当局的歧视。他的第一任妻子是荷兰人，有一次他带妻子去游泳，泳池管理部门只允许他的妻子进去。这严重伤害了他的民族自尊心，由此引发他与荷兰太太离异。

　　这件事强化了柯全寿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制定了系统学习中文的计划，并请当地华校女教师李梅当家庭教师。两人因此相知相爱，结为夫妻，育有一男三女。李梅(1913年～1987年)，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雅加达中华妇女协会主席，率领当地华侨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还协助丈夫组织医疗队回国参战。在丈夫逝世10年后，李梅回中国定居，先后出任中央人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侨联副主席等。

　　为了帮助包括华侨在内的穷人，柯全寿毅然辞去收入颇丰的公立医院工作，与爱国侨贤洪渊源、杨恒鉴一起筹建让无钱人有病也能治的养生院。1924年12月28日，养生院在雅加达创立，柯全寿担任院长。1925年3月11日，增设门诊所。

　　当时养生院只有4名医生，皆是华人，分别是柯全寿、洪英才、蒋文基和郭文南，还有几位当地华侨和荷籍护士，他们实行义诊，病人是否交费，由病人自己定，有钱就交一点，无钱就不交。养生院有一条职责，即是：“医治病人及为产妇接生，尤其注重救治贫穷病人。诊费从廉。”养生院创办第一年，诊治了2000多名病人。

　　为了更好地为当地穷人治病，1931年10月1日，在中华会馆支持下，柯全寿、洪渊源等人决定扩建医院。福建永定籍爱国侨领胡文虎、胡文豹兄弟慷慨赞助，柯全寿、洪渊源购置了芒加勿刹大街137号一块地皮，建成第一座门诊大楼，使养生院成为学科齐全的综合医院。后来，在中华会馆和华侨的支持下，养生院不断扩建，最后成为拥有门诊大楼、500张病床住院大楼的大型医院。为了提升印尼的医疗水平，柯全寿等还创办附设护理学校，主要培养女护士及助产士。

　　此外，柯全寿等人设立养生院分院，取名“同善堂”，专门收治印尼年老多病的贫民，收费极低，甚至免费。

　　组医疗队 赴国救灾

　　1931年6月到8月，以江淮地区为中心，发生百年罕见的大水灾，受灾面积超过英国全境，40多万人葬身浊流，成百上千万灾民遭洪水围困。1931年8月24日《申报》报道：“长江之水未退，黄河之水又增，汉日之难未纤，洛阳之灾又起。”据当时的国民政府公报，全国受灾区域有16省，遭洪水不同程度波及的有23个省份，受灾最严重的是江淮流域的鄂、湘、皖、苏、赣、浙等省。

　　远在印尼的柯全寿立即行动起来。作为医生，他深知大灾之后必有大疫，他一方面出资购买大量药品，一方面发动侨贤捐款购药，并抽调养生院医术最全面的两位医生——施文连和陈全丰，组成印尼华侨抗灾医疗队，携带大量药品奔赴武汉抗洪第一线。之后，他又组织一批以医生、护士、防疫专家为主的志愿者，前往武汉参加救灾治病和防疫工作。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柯全寿建立与中国医疗界的密切合作，并制定互相派员进修合作机制。后来，他多次安排中国医生到雅加达进修，自己授课，传授养生院创造的戒毒治疗法。

　　建救护队 赴国抗日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东南亚发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高潮，柯全寿很快成为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抗日骨干。

　　一方面，柯全寿与《新报》领导核心商议，决定加大抗日宣传量，并为祖国抗日战争募捐。据统计，抗战期间，印尼华侨汇寄中国的捐款达400多万印尼盾，其中近一半是由《新报》募集的。另一方面，柯全寿组织医疗队，驰赴祖国抗日前线救死扶伤。据《新华日报》1938年1月27日、5月7日和6月18日的连续报道：“1937年10月，由吧城(即雅加达)中华总商会主席庄西言主持，名医柯全寿负责计划，许启兴负责筹募经费，准备组建一支吧城华侨救护队。自登报后，应征者竟达400人，结果挑选了医生4人和看护15人，由吴英璨医生为领队，配备救护车9辆，携带大批药品、医疗器械，于12月10日由吧城出发，奔赴广州、长沙、徐州、许昌、信阳等地进行战地救伤工作。1938年6月辗转到达武汉，6月16日侨务委员会设宴慰劳华侨救护队。”

　　柯全寿先后组织了四批医疗队，每批十多人。他们在抗日前线奋不顾身，抢救伤员，受到中国红十字会和前线抗日官兵的高度称赞。

　　柯全寿还和洪渊源、司徒赞等侨领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进行募捐、购买急救药品和救护车。从1937年7月至1941年12月，共募捐5000多万港元，连同各类物资，陆续分别寄给中国红十字会和在香港的宋庆龄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再转发给中国各地的抗战军民。

　　印尼沦陷 大医被捕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加快南侵。1942年3月1日，日军登陆爪哇岛，3月5日雅加达沦陷。由于柯全寿在支援祖国抗战中的独特作用和在华侨中的极高威望，日军占领雅加达后，立即将柯全寿关进西冷华侨集中营，半年后又将他转移到万隆郊外的芝马圩国际集中营，亦称爪哇拘留所或万隆拘留所。其中，已关押33个国家的外交人员、商人、学者等9500余人，后来又增加从西冷华侨集中营转来的柯全寿等542名爱国华侨，包括庄西言、吴慎机、梁炳农、张添聪、朱光焯、沈望金等著名侨领。

　　狱中，柯全寿饱受折磨，但拒不投降，表现出崇高的气节。很多爱国华侨受酷刑折磨而死，还有许多人被毒打遍体鳞伤。虽然如此，柯全寿仍然不改大医本色，坚持为许多难友治病。直至日本投降后，柯全寿才走出黑牢。

　　1948年3月10日，连续工作48小时的柯全寿，因极度劳累在养生院查房时昏倒在地，3月14日病逝。

　　柯全寿出殡那天，雅加达万人空巷。后来，印尼人民在养生院设立柯全寿半身铜像，铜像下用中印两种文字刻着：“他把一生献给病人，特别是一贫如洗的病人，并且引导和带动同仁们投入这个服务事业。”

　　1965年6月1日，养生院更名为胡沙达医院，1971年6月25日被雅加达市政府列为雅加达中心区第三公共医院。

　　(福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