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绿柏深深

　　很早就听说红光村管理流动人口有一套，今年5月份随着一位福建日报记者去采访该村的管理机制，这才有机会到实地了解情况。 

　　刚到村委会门口，就看见“中共福州市晋安区襄樊襄阳支部委员会”和“襄樊襄阳驻榕计生服务联络站”两块牌子并列着摆在大门边，格外醒目。再往里走几步是办证窗口，当地干部成为服务大厅。这里和我脑子想象的村委会办证窗口那种破旧沉闷的状态截然不同，这里的工作人员和办证人员之间没有以往那种高筑的台面，也没有隔音玻璃。工作区与等候区全部打通，给人的第一感觉是零距离的亲切。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都忙着操作电脑，但没有见着一个前来办证的外来务工者。“村里上个月建成了‘一站式’人口信息采集网络，新来的外来务工人员只要把身份证交过来，下班之后便可以拿到暂住证，不用排队等待。”红光村村支书卢实指着桌上一叠身份证解答了我们的疑惑。 

　　经过采访，我们了解到紧邻福兴经济开发区的红光村外来流动人口达11930人，本地村民仅1114人。全村378户村民有286户为房屋出租户。外来流动人口多，在计生、综合治安等方面都很难进行精确管理，曾经也发生过一些各地外来工拉帮结派危害治安的情况，计划生育政策更是难以落实，红光村成为当地政府的问题村。 

　　不过情况从04年开始得到改观。当时在红光村的外来工中襄阳籍的特别多，他们大都租住在村里几十栋相连的打工楼里，中间那条街道因此得名“唐吕街”。“唐吕街”原有9名襄阳籍农村党员。一段时间里，因常年远离家乡，在外打工的他们渐渐和党组织失去联系，无法过组织生活，没处交党费。两地党组织同样苦恼：对这些流动党员，流出地党组织“不好管”，流入地党组织“管不着”。为探索对流动党员的管理方法，2004年6月，晋安区委组织部、襄阳区委组织部和鼓山镇党委联手在红光村组建了“中共福州市晋安区委襄樊襄阳支部委员会”，并签订了双方共驻共建协议。2009年8月，村党支部主动联系团区委、镇团委协助襄阳支部成立了襄阳团支部，2009年10月，村支部联系区妇联、镇妇联协助襄阳支部成立了襄阳妇代会。就这样，党组织和服务站“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有效缓解了“民工潮”带来的社会治安难管理、计划生育难掌握、街道卫生难保洁等难题。村书记介绍：“除免费提供办公场所外，我们每年都支援2000元作为支部办公经费。今年，我们又花3000元为支部设立了两面宣传栏，保证他们办公有场所，学习、宣传有阵地。”  

　　在红光村的支持下，这些组织迅速开展工作。襄樊襄阳驻榕计生服务联络站站长唐爱兵在福州生活了十几年，曾多年租住在红光村，与本地村民熟识。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到村委会和老乡家转转，谁结婚了，谁生孩子了……类似的琐事，很快就摸得一清二楚。 

　　另一方面，除襄阳籍外来务工人员外，还有几千名其他地方的务工人员租住在红光村，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无法借鉴襄阳模式加以管理，这给村里的治安和计生工作带来了挑战。 

　　2010年，红光村尝试以房管人、以不动管流动，管理对象从承租户变为本地出租户。实行以房管人策略后，村里与所有出租户签订了安全责任协议书。根据规定，村民每出租一间房屋，就必须在48小时内将承租人的信息报到村里。如果违反了规定，将按规定扣除应享的分红。同时，村里还为每个出租户制作了一个卡片袋，记录租住房客基本资料。 

　　一开始卢书记说到卡片袋，我们还以为是文具店里简易的文件袋，里面装着登记卡。看到之后才知道，卡片袋是根据各家出租户数特别制作的绿色帆布挂袋，七排表示有7楼住户，每排又分8个口袋，表示每层的各间住户，每个口袋上都插着一个卡片，记录该房住户的信息。“我们专门招聘了6名本地村民任专职信息采集员，他们定期上门了解情况，检查卡片信息，核对有无差错。”卢实说，现在，只要村里租住人口出现了变化，村委会48小时内基本就能掌握情况。 

　　随着管理方式的转变，村委会干部和当地村民们对待外来务工人员的观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办证服务厅里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以前有些村民总认为自己是主人，不自觉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姿态；又因为治安不好，外来务工人员常被村干部作为‘不稳定因素’，这些都容易激化矛盾。现在大家都开始转变观念了，我们村委会也从之前的重管理转变成为现在的重服务，外来务工人员在办证上更方便，在生活上能得到更及时的帮助，在红光村有了一种归属感。”当年的问题村也成为现在的模范村。 

　　卢实书记说，以往那种对立情绪现在没有了，工作也更好开展了。今年“三八”妇女节前夕，红光村成立了全省首家有外来务工人员参加的村级妇联组织，襄阳妇代会主任唐书敏同志还当选为村妇联的副主席，外来务工妇女积极投身到流动人口管理的各项工作。此外，村里还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咨询和法律援助、劳动就业培训服务，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异乡感受到更多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