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被称之为“李承鹏首部杂文集”的新书《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新星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集中表现出作者对于转型时代的中国一些社会现象所做出的深刻反思。从作品本身的写作手法上看，一向以“揭发足球黑幕”闻名的作者在这本杂文集中，并没有用大量使用深度报道的写法和所谓的“社论体”体裁，而是首先从身边的现象写起，然后逐渐放大到社会现象。其间，通过用类比、象征等手法，逐一对社会阴暗方面做出深刻的剖析。这种以事件剪裁得体、内容以小见大的杂文写作手法，摒弃了当代部分杂文写作中所出现的晦涩婉曲的风格，纵横恣睢的横向比较，也更容易让民众理解作者的深意。

　　可问题是，以铺陈见长的杂文本身，毕竟因缺乏过多的建设性意见而使其没有脱离“为批判而批判”的桎梏，过多对事件本身的情感渲染，也使之破坏了杂文本身的逻辑特征。不管作者如何把那种肆意而为的行文极力拉到“理性”的框架，但是，恰恰由于过分沉浸于揭黑的层面，这也使得该书始终无法被烙上理性的印迹。实际上，对于杂文而言，“文学让位于观点”，本是无可置辩的评判标准，然而，如果进而回避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对事件过度阐释，往往也会让杂文所具备的理性辩驳边缘化。李承鹏的这部杂文集，虽然承载诸多的民意与常识，但却没有避开“偏颇”的色彩。但无论如何，就其整体性而言，我们不但不应该贬低这本杂文集本有的批判精神所带来的传播效应，而且也应该认识到，正是由于作者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事件比类演绎的方式，也才得以让李承鹏的杂文，既摆脱了一些杂文、时评所具有的“类型化”、“概念性”特点，又因其独特的观点思考而不至于达到“速朽”的境遇。

　　“有些东西，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只不过我们曾经丢失，或假装丢失了……一直不能给这些事和常识找出一个统一的特征，后来才明白，这其实是尊严。”显然，作者在这本杂文集中并不只是对社会阴暗一面的批判攻讦。与此同时，也对脆弱麻木中的国民以棒喝一击。这方面，郝大头为代表的“激昂的演员”（见《群众演员都很忙》）、“历史和逻辑都一塌糊涂的爱国者”（见《一个卖国贼的自白》）、“心里安有虚拟铃铛的国人”（见《铃铛下的狗》）等群体形象，也都因近似鲁迅先生笔下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个体命运，进而加深了社会批判的广度。

　　客观来讲，李承鹏的杂文远远不及此前那本反映拆迁问题的小说《李可乐抗拆记》那样具有穿透力，但是，这本杂文集也还是继承了那部小说所具备的荒诞和隐喻色彩。作为一名公共领域的“意见领袖”，李承鹏的杂文反映与迎合了当前部分民众的一些思维特征和意见观点，这种具有双向的传导，也让作者知道当前民众的诉求。尽管在谈及一些公共事件等问题方面，作者无遮拦的表达方式，还尽显稚嫩，但却能够普遍反映出当前转型时期群像生态的一个缩影。（程思明）